知书房

谈及中国古代画论,我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些宏大命题——"气韵生动""外师造化""书画同源",这些概念如同漂浮在艺术史长河中的璀璨星辰,却常常让我这个初学者感到遥不可及。直到遇见姚最的《续画品》,这部南朝时期的画论著作,以其独特的细腻笔触,将我从云端拉回人间烟火。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画家们,在姚最笔下重新获得了呼吸,他们的性情、笔法、甚至创作时的姿态,都如此鲜活地跃然纸上。 作为一个对艺术史充满好奇却缺乏系统训练的读者,我格外珍视姚最笔下那些生动的细节描写。他评价谢赫"笔路纤弱,不副壮雅之怀",短短八字就勾勒出一个画家的风格局限;形容张僧繇"善图塔庙,超越群工",又让我们仿佛看见那位寺庙壁画大师在脚手架上游刃有余的身影。这些评价不是冰冷的艺术判词,而是带着温度的人物速写,让千年之后的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些画家的个性魅力。我常常想象,如果能够穿越回南朝,站在这些画家身后观摩他们创作,会是怎样一种奇妙的体验——看顾恺之如何"运思精微,襟灵莫测",看陆探微怎样"穷理尽性,事绝言象"。这种对创作现场的想象,或许正是《续画品》留给后人最珍贵的礼物。 姚最的批评方法尤其令我着迷。他不像后世某些理论家那样执着于建立严密的评价体系,而是保持着一种近乎天真的直接性。读到他批评谢赫"遂使委巷逐末,皆类效颦"时,我几乎能看见他摇头叹息的模样;而当他称赞张僧繇"朝衣野服,今古不失"时,又分明流露出孩童般的欣喜。这种不事雕琢的批评语言,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够"学术",却意外地保存了批评家最本真的艺术感受。我不禁想,当代艺术评论是否也丢失了这种鲜活的体验性?当我们在论文中堆砌术语时,是否还记得像姚最那样,用心灵去触碰艺术作品? 不过,《续画品》的局限性也同样明显。姚最对画家的品评常常流于印象式的描述,缺少深入的技术分析。他对"气韵"的推崇固然精彩,但究竟何为"气韵"?如何通过笔墨表现"气韵"?这些问题都语焉不详。作为一个习惯追根问底的现代读者,我常常在赞叹其文笔之余感到些许失落。就像品尝一道滋味丰富却火候欠佳的菜肴,美味是真实的,遗憾也同样真切。这种复杂的阅读体验,恰恰构成了我与这部古典画论的特殊缘分——既倾心于它的人性温度,又渴望更多理性光芒。 最打动我的,是《续画品》中流露的那种对艺术近乎虔诚的敬畏。姚最评价画家时,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"妙""神""绝"这样的感叹词,字里行间满是对创作奇迹的惊叹。这种态度在今天这个解构一切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。当他说毛惠远"纵横逸笔,力道韵雅"时,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对技法的赞赏,更是对创造力的顶礼膜拜。读着这些文字,我时常想起自己第一次在博物馆见到古代真迹时的震撼——那种超越时空的共鸣,或许正是姚最希望传递给后世读者的情感体验。 《续画品》的价值,或许正在于它不完美的真实。它不像《文心雕龙》那样体系完备,也不如《历代名画记》史料详实,但它保存了批评家最原初的艺术悸动。姚最用他独特的眼光,为我们捕捉了南朝绘画的吉光片羽,让那些本该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艺术瞬间得以永生。每当我重读这部著作,总能在字里行间发现新的惊喜——有时是一个生动的比喻,有时是一句中肯的批评,更多时候是那种对艺术永不衰竭的热爱。这种热爱,穿越十五个世纪的风烟,依然能够温暖当代读者的心灵。 在这个图像泛滥的时代,《续画品》提醒我们回归观看的本质。姚最教导我们的不是如何评判画作,而是如何与艺术真诚相对。当他说袁蒨"譬犹春林扬藻,白贲呈彩"时,他其实是在邀请我们分享他的审美愉悦。这种分享的快乐,超越了时空界限,成为连接古今艺术爱好者的精神纽带。也许,这正是古典艺术文献最恒久的魅力——它们不仅记录历史,更唤醒我们沉睡的感知能力,让我们重新学会用赤子之心面对艺术,面对这个世界。
续画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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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最  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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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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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籍  著
三国魏阮籍作。《乐论》继承孔子以来儒家的音乐观念。中国古代乐论正统思想的核心是“和”。《礼记·乐记》中说:“乐者,天地之和也;”宋代理学家程颐概括的更为明确: “礼只是个序,乐只是个和。”这个“和”并不单指狭义的和谐,它包括音乐的性质,音乐美的标准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等等。而且儒家的论乐总是与礼相提并论的,只有礼乐同施,人与人的关系才能相亲相敬。阮籍在《乐论》中完全继承了这种观点,他认为孔子只是开个头,并未举出大概,而他却要细加考察。首先他指出“和”是音乐最高的审美标准,也是圣人、先王制乐的准则。只有合于这个标准,才能实现“移风易俗”的社会功能。在“昔者”与“其后”的比较中,他推出雅乐是“正乐”的范本,因为它“使人无欲,心平气定”,甚至使孔子在齐闻《韶》,竟然“三月不知肉味”。最后归结为“圣人之乐,和而已矣”。儒家之所以这样推崇“平和”及雅乐,因为它符合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——中庸思想;雅乐的内容多以演述文治武功为主,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威。所谓“礼乐正而天下平”,就是要求礼不能逾其制,乐不能失其声,这样才能尊卑有序,定象平心。阮籍甚至认为,礼乐虽然与时俱变,但“和”的准则却不能改,只要“改其名目,变造歌咏”就行了,其结果必然把雅乐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。与雅乐相对立的是淫声,这是传统音乐思想家所摒弃的“邪音”。值得重视的是, 《乐论》正视淫声是衰末之世的音乐, “乐废则淫声作”,而且这种音乐来自现实,题材广泛,为“百姓”所“安服”。 《乐论》说它“取于近物,同于人间;各求其好,恣意所存;闾里之声竞高,永巷之音争先;儿童相聚,以咏富贵,刍牧负戴,以歌贫贱;君臣之职未废,而一人怀万心也。”淫声虽然违背了和的宗旨,其感染力却远远为雅乐所不及。